基于媒体计算的中国形象“他塑”模型建构
——以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为例
三亚学院 印尼研究中心，张美云
关于中国形象“他塑”的研究，学者们普遍重视运用建构主义、东方主义、镜像理论等对文学作品的形象进行研究，而且大多着力于定性分析，缺少系统性的实证分析和量化研究。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以及信息积累无法支撑中国形象“他塑”认知的情况下，运用大数据获取、存储、分析处理及可视化等有效手段，对有关中国形象自塑、他塑等信息进行采集和分析，并构建可视化动态模型，以检视在国别主流媒体报道、社交媒体勾勒下他塑的中国形象，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研究工作。为确保“他塑”建构的系统性及有效性，本模型不仅获取他塑信息，还需要获取自塑信息，并进而得出合塑结论。
本文以建构主义认知理论为依据，通过挖掘国外社交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客观呈现东盟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并与自我认知相结合，构建“自塑”与“他塑”相结合的国家形象，以期加强与世界沟通，打破偏见，赢得认同，为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一）模型建构的技术路线
立足于最能反映民众真实心态和认知结果的东盟国家社交媒体信息，将自塑信息也作为数据源，垂直获取中国形象实证语料之第一手素材，建立语料库。运用大数据文本挖掘、词语聚类分析、多维度可视化分析等大数据技术手段，融合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理论与方法，通过语料分析推演出真实的“他塑”形象，并在此基础上与自塑目标对比分析，构建合塑的中国形象（如图1）。
图1：面向东盟国家的中国形象塑造与建构模型
模型主要采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样本信息，运用数据库技术分国别建立主流媒体评论、学术媒体评价及社交媒体“他塑”语料库，使用大数据技术挖掘东盟国家“他塑”的中国形象，应用数据可视化技术与“自塑”的中国形象对比分析，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将大数据转换成直观的、以图形图像信息表示的、可以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图像或影像。大数据技术获取“他塑”语义特征后，进行聚类、分类、预测的自然语言量化计算，关联与对比分析也是技术的关键所在。继而对中国形象实证的维度进行量化对比与匹配、归因与关联，对语义关联、时间序列预测、维度热度分析等研究结果进行科学可视化呈现，是模型建构的重要环节，也是最终成果的关键节点。
自然语言处理是中国形象语义分析的关键，主要的技术路线是社交媒体数据获取、自然语言语义分析、机器学习语义关系处理和语义关系可视化。通过Python的scrapy网络爬虫框架和社交媒体开放平台API获取数据，以中国形象相关的词语作为搜索关键词，获取社交媒体动态信息并将数据存入数据库MySQL，完成东盟国家社交媒体语料库。再通过JieBa分词和TEXTCNN算法对社交媒体语料数据字段进行语义特征识别，通过朴素贝叶斯算法对特征向量进行语义关联，将具有语义关联的特征实体，通过NODE.js实现基于中国形象关键词的语义关系大数据分析可视化。中国形象的数据可视化是在大数据技术的精准定位下，对社交媒体以及传统媒体进行有目标的、有范围定位的国家整体形象的视觉立体构建，使中国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和丰富。
中国形象的数据可视化是为国家形象研究提供数据展示、数据处理、决策分析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技术。以数据可视化技术为基础的虚拟现实（VR）技术更是将可视化的优势发挥到新的层面，中国形象的可视虚拟现实化可以使国家形象的视觉呈现更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
（二）模型运行实验及分析
虽然模型是面向东盟国家的“他塑”研究，但是信息来源的主体依然是不同国家的民众，因此，我们以东盟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信息获取与分析的模拟运行。
印尼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曾被荷兰殖民者统治了三百多年，二战期间又被日本侵占，直到1945年才获得独立。这两个外族统治时期，都给印尼人埋下过“仇华”的种子。历史上印尼人对华人的仇视也势必影响到其对当代中国形象的认知。研究发现，当代印尼民众对于其他国家的态度又是不断变化的，当他们看到这些国家和人民能够为自己的发展带来机遇和帮助时，也会放弃历史上的仇恨而保持友好的态度。
本研究首先是信息获取环节。采用网络爬虫技术，以印尼语“cina”进行检索，从Facebook、Twitter、whatsapp、WeChat等主要社交媒体获取2019年1-6月包含“cina”关键词的公开信息一万多条，导入数据库并对获取的语料进行整理清洗，建立语料库。再利用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相结合的方式，将语料翻译成汉语。由于印尼语“cina”的汉语词义对应的是“中国”“华人”“中国人”等，可根据研究需求对汉语语料库进行分类整理。
将分类整理好的语料导入NLPIR-Parser大数据语义智能分析平台，分词和标注处理后进行语言统计，以词频为例，与中国形象相关的结果如图2所示：
图2：与中国形象相关的关键词
从词频统计结果结合词的权重分析可以看出，印尼社交媒体所表现出来的兴趣点更集中于生活、学习、工作、旅游等。中国经济的崛起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威胁，反而认为带来的是更加丰富的商品，提供了很多工作和赚钱的机会，更多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也因此催生了汉语学习的热度，提升了到中国留学的热情。然而有一点还是不容忽视，虽然“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有所改善，但中国产品的整体形象依然被低估，只是亚太地区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认同度高于欧洲、美洲和日本消费者[米健，宋紫峰：《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认同度:现状、问题与对策》，《江淮论坛》2019第2期，第38页。]。
学者们普遍认为，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如“威胁”“炫富”“腐败”“落后”“愚昧”等词语在当代印尼民众的认知中鲜有出现，也很少有“仇华”情绪，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排华”的阴影正在逐渐淡化。对语料进行情感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所搜集的语料中，正向情感值的语料占76.34%，总体趋势呈现向正能量发展。但依然有一些负面印象存在，如“说话声音很大，好像在生气”“粗鲁、吵闹”、“不讲卫生，不洗澡”“厕所脏”“行贿受贿”“假冒伪劣产品”等。这些语料表达了印尼民众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的缺陷，有的是客观现实，有的以偏概全，还有的是由于不了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状而停留于对过去情况的陈述。另有一些认知则是来自于对印尼华人的印象转而嫁接到中国形象的认知中，比如“经商不择手段，为了达到目的经常行贿”等。这说明有些印尼民众对当今中国政府的反腐成效不是十分清楚，认知过程中将华人与中国形象简单叠加。通过对上述语料的分析，一方面提醒我们提高全民文明素养，推进自我形象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对外宣传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消除误解和偏见。
通过对上述关键词检索语句并进行聚类，再对其语义依存关系进行分析后可以获取塑造中国形象的主要范畴，比如图3的两个句子中谓词“便宜”依存的论元分别是“学费”和“小米手机”，说明其关注的是留学和通讯领域的问题。
图3：语义依存关系图
在模型的文本聚类和观点挖掘阶段，发现印尼社交媒体所关注的实体对象与中国和印尼两国官方主流媒体有很大不同。我们在对外传播中自塑的核心概念“一带一路”“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在印尼的官方媒体中多以转载中国领导人讲话内容的形式出现，而社交媒体中出现的频次较少。究其原因，一是社交媒体的语料主体是社会民众，关注的焦点与主流媒体不同；二是这些高度抽象的词语翻译与解读也是影响认知的因素之一。这些汉语概念表述非常抽象，东盟国家对这些概念的接受一般是通过英译之后再用本民族语言去理解的。例如，“一带一路”全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英文译为“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简称为“the Belt and Road”，缩写是“B&R”。无论全称、简称还是缩写，如果没有深厚的背景知识，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其内涵非常困难。因此就出现了不理解甚至误读的情况，加之渗透着本民族想象的传统认知，便构成了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偏差。
（三）结论及建议
中国形象的研究不应停留在理论层面，更不应局限于自我认知、自主传播的阶段，而应该全面地认识到各国映射着本民族文化想象的误读存在，这些误读的形象与实际的中国形象存在着很大差距。
东盟各国与中国地域毗邻，大多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而且华人聚居，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尤为复杂。建构面向东盟国家的中国形象“他塑”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将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画像进行比对并可视化呈现“自塑”与“他塑”形象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数据分析，动态呈现中国形象的真实画像，运用技术手段尝试“合塑”中国形象的虚拟路线。
模型不仅是一项技术成果，更具有应用价值。将国家形象的“自塑”与“他塑”相结合，提高自我形象认知的精准度，掌握国外社群民众对中国形象“他塑”的真实情况，挖掘中国形象被误读、扭曲的表象及缘由，以及东盟国家政府及民众对中国发展现状的真实态度，从而提高我国对外传播和贸易合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实现“自塑”与“他塑”融合，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制定对外传播策略提供参考。
基于社交媒体计算的中国形象“他塑”模型构建是一项理论探索与技术尝试，真正发挥作用尚需多方面的支持与努力。因此，提出几点设想：一是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他塑”中国形象的影响力，特别是各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深受各国政府的重视，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更应提升重视程度。二是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继续加大对“他塑”中国形象的研究力度。媒体的话语信息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注重研究国外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中国形象研究也逐渐呈现出话语转向，愈加重视通过微观文本分析透视国家形象的动态建构过程，只是研究范围和数据来源尚需拓展。特别是要关注其他国家在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与中国的差异，读懂各国媒体运用了各种隐喻于其中的相关报道，挖掘这些隐喻背后隐藏的媒体意识形态观点和态度，了解其本质用心，建构出我们意欲塑造的特定的中国形象。三是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服务于国家形象建构。近年来各类大型 IT 企业都已经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基于云的大数据中心[ 刘开南：《云数据中心基于贪心算法的虚拟机迁移策略》，《计算机应用》（2019年8月22日网络首发），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307.TP.20190822.0958.004.html。]，作为服务于国家战略的中国形象构建工程，更应在技术上得到最优的支持，建立社交媒体关于中国形象认知的数据库，进行动态分析和可视化呈现，为有针对性地建构和宣传国家形象提供支撑[韦笑，潘攀：《社交媒体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策略——基于2017年CGTN海外社交媒体的中国报道分析》，《传媒》2018年第19期，第81页。]。四是国家层面实施“中国形象故事化”工程。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和历史文化差异导致各国受众很难准确理解我们目前所传播的中国故事，“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抽象的政治性名词，难以引起东盟国家受众的共鸣。要采取“整体推进，一国一策”的方式，除了在各国主流媒体上提升影响力以外，还要在社交媒体上开展有针对性的解读和宣传，引导当地民众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真实而伟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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