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国家“他塑”中国形象研究的意义

东盟国家“他塑”中国形象研究的意义

三亚学院印尼研究中心 张美云

国家形象是建构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维度。它包含自我认知、自我宣传的形象，也包括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和民族基于自身文化想象与现实观察的“他塑”形象。它是由“自塑”与“他塑”共同塑造的，以语言学、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交叉为基础的国家形象研究，已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尽管学者们对该概念的阐述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对国家形象进行学术探讨本身就是一个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地推进，“他塑”视域下的中国形象研究已成为国家形象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从目前情况看，研究国际社会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塑造的成果颇丰，而对于社交媒体呈现的具有平民化文化想象特色的中国形象的挖掘则略显薄弱。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传播信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通过社交媒体的快速而广泛的传播，原本就渗透着自我文化想象的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会越来越偏离中国形象的实际。

中国形象研究现状

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攀升，中国形象研究也成为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理论热点之一。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较多重果轻因，注重文献转引，缺乏实证调研，多以新闻宣传或文学影视、工艺产品、体育活动等具体内容承载“中国形象”的概念，难以客观全面地塑造中国形象。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媒体话语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开始起重要作用。近年来学界虽然越来越注重研究国外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但大多数研究集中于主流媒体特别是当地的华文报刊，其以有限语料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并非全面真实的中国。

（一）研究趋势

以“中国形象”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中共搜索到14 216条文献，其中近20年公开发表的文献数量趋势显示，2008年学术界对“中国形象”的研究呈现一个较高的热度；2013年达到峰值，当年总的文献数量为1 316篇；之后的这6年，虽然总体趋势有所递减，但数量依然都在较高位置。结合中国及国际社会发展情况可以断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引发学术界更多关注“中国形象”的契机，而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再次激发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并将研究数量推向巅峰。

（二）学科分布

国家形象的研究始于国际关系与政治、传播学、文学等学科，且已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当“中国形象”与各行各业联系越来越紧密时，它就超出了学科边界，凝聚了更多的精神内涵。

以“中国形象”为主题词，在CNKI文献中搜索到的14 216条结果，主要集中在文学、新闻传播、政治、影视等领域，其中文学1 941篇（24.18%）、新闻传播1 865篇（23.24%）、政治1 169篇（14.57%）、影视1 101篇（13.72%）。文学作品中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在各个学科中研究数量居于首位。一般是通过作家个人的创作以及学者的鉴赏或文学流派的考证来构建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塑造的手段以及传播效果可能高于刻意的高成本的国家层面的宣传，但是囿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现实中国之间的差距，往往会误导其他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影视作品在塑造国家形象过程中与文学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所有文献中，这两种艺术形式对于中国形象的呈现或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其他国家除本民族传统偏见以外，建构“他塑”中国形象的最主要信息源。例如，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在海外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海外读者对其作品中塑造的中国形象的解读也存在着种种曲解和误读，中国被描述为“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残酷”“荒谬”“野蛮”“落后”等极具嘲讽和恶意的词语俨然成为中国形象的标签。这些都阻碍了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滞缓了中国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进程。新闻传播作为国家形象宣传的主要途径，与政治学共同承担了国家战略层面话语体系构建的重任。在国际化大众媒体不够发达的时代，中国形象或建构于文学影视作品之上，或流传在口耳相传之中。在有了报纸和其他现代传媒手段以后，中国形象不管是被大众媒体所左右，还是为人际传播所建构，都是新闻传播学的讨论范畴。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语言学界也逐渐涉足国家形象研究，但从中国知网文献数量看，所占比例不足3%。

（三）研究主体与研究内容

通过考察研究“中国形象”的文献作者即研究主体可以发现，大多数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来自传媒和政府机构的不仅数量微小而且不成体系，国家形象的塑造成了学术研究的一场寂寞“狂欢”。

从主要研究人员及其成果看，管文虎《国家形象论》较早对“国家形象”概念进行了界定；张昆、徐琼《国家形象刍议》进一步阐释了其构成要素；从学科属性看，张昆《超越文化差异型塑理想国家形象》、关世杰《美、德、俄、印民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问卷调查分析》等属传播学范畴，王海洲《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其政治学转向》等为政治学领域，徐放鸣《跨文化背景下中国形象的历史呈现》则是文学文化研究。上述对中国形象的研究、对中国形象认知的调查多侧重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官方媒体或传统文学艺术形式，鲜有面向社交媒体的研究。

根据知网文献检索的结果，从研究成果的关键词及其共现矩阵来看，排名比较靠前的是“国家形象、中国形象、女性形象、中国、他者、形象学、软实力、媒介形象”等词语，而“中国”与“国家形象”的共现频次最高，为104，相关的概念如“中国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国”与“形象”等共现率也比较高；其次是“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共现频次为66，相关的还有“软实力”与“中国”“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对外传播”等词语共现率较高。由此可见，国家形象及其传播的研究大部分是以国家的整体形象为切入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拥有具象性特征且排名较靠前的“女性形象”一词，与之共现的词多为“中国电影”“内容分析”“建构”“塑造”等，主要是以文艺作品的形式呈现，而且大多是从自我认知的领域探讨中国形象。另外“他者”一词排名也比较靠前，与之共现较多的词为“中国形象”（59次）、“东方主义”（7次）等。“东方主义”一词源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是建立在一个理论假设之上——中国是西方的文化他者——的研究。这个理论假设不仅主宰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本土的国家形象研究，其根植于西方文化想象的他者认知，对中国形象具有一定的误读和偏差性。这种对中国形象的误读随着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提升甚至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由上述分析可见，虽然关于中国形象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目前大多分布在文学影视、新闻传播等领域，而且主要是将自我认知的结果进行对内、对外传播。调查也多以国外主流媒体作为对象，鲜有面向社交媒体的平民大众的认知研究，特别是面向东盟国家社交媒体的研究更为罕见。因此，以大数据技术对东盟国家社交媒体进行全数据计算，用媒体实证方法勾勒中国形象更加客观的面貌，全面描绘中国形象在东盟国家被认知与“他塑”的动态过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真实中国形象的呈现具有深远意义。

二、东盟国家“他塑”中国形象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不断深化。东南亚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倡地也是全球海外华人聚居的地区。但是东盟国家民众（包括华裔新生代）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的客观存在，给中国形象与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带来了严峻挑战。面对东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复杂的特点，结合信息时代媒体传播特征，中国在建构“自我认知”形象的同时，更应该面向国外民众，探析“他塑”形象的客观面貌，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全面认知。

（一）东盟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与源于西方世界对中国认知的“东方主义”不同，同为“东方”范畴的东盟国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有其独特视角。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东盟国家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和塑造，也有较强的对立性——不仅会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想象误读中国，而且会受“威胁论”影响，心生畏惧。

东盟各国与中国地理位置接近，历史渊源深厚，且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点。印度文化、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先后在这一地区传播，加上东南亚本土文化，形成了一个文化“多棱镜”。从这一多棱镜中折射出的“中国形象”受其自身的地理、历史、政治等因素影响，蕴含了其理解周边环境、分析国际问题的特殊知识和经验基础。而这个知识与经验基础，却促成了东盟国家对华不友好的态度形成。

诚然，这种态度的形成有其现实和历史原因。现实来看，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总量均是东盟十国总和的两倍多，中国的军事力量和总体经济实力排在世界前列，文化软实力日益提升，加之西方鼓吹的“中国威胁论”，都会折射到东盟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中。历史地看，中国封建时代的“朝贡体系”对东南亚也有波及，并且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在南海等问题上时有摩擦，这些都会给东盟对中国的理解投下阴影。随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确立，中国形象得到不断改善，特别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交流成效明显。但是，在普通民众的认知范畴里，依然会有历史的和外在的影响。比如就对中国的态度而言，泰国民众的认知是比较友善的，但社交媒体调查的结果显示，词频较高的除了“伟大”“勤奋”“悠久”“繁荣”“发达”等正向情感词以外，还依然普遍存在着“声音大”“假冒”“仿造”“自私”“腐败”“贪婪”等负向情感词。而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有摩擦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势必会被所在国渗透政治因素，他们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偏差性更大。比如“古老”“保守”“扩张”“恶毒”“阴险”“狡猾”“污染”“重男轻女”等在越南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中词频较高。

（二）海外华人形象对“他塑”复杂性的影响

东盟国家作为海外华人数量最多的地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不仅存在镶嵌着各国文化投影的想象认知，还受到所在国家华人表现以及华人自身“历史认知”的影响。在此，不同文化的横向“想象认知”和曾经源于同一文化的纵向“历史认知”交织在一起，对于中国形象的动态现实塑造，就更为复杂了。

东盟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不仅华人绝对数量全世界排名位居前列，而且人口比例中的华人占比也很高。由于各国历史上的对华政策影响，大多数华人无缘政治生活，于是其勤劳智慧的天性便在商业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东盟国家的原住民则认为华人抢占了他们的财富和资源，从而产生“仇富”“仇华”心理，甚至认为华人在经商时为达目的会“不择手段”，推涨了本国行贿受贿之风，影响了淳朴民风，所以对他们心生反感。

另外，这些国家华人的现实表现及其对于“祖籍国”形象的言语表达也成为各国对中国形象“他塑”的重要参数。就目前东盟国家华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情况看，老一代华人依然充满着浓郁的热爱和关切，为所在国与祖籍国之间的交流不遗余力地做出贡献。而新生代华裔大多实现了由“叶落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角色转变，他们对于祖籍国的认知甚至比所在国的原住民众更为复杂——不仅包含现居国的民族文化想象，还偶有类似西方“香蕉人”的内心挣扎，有的甚至耻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宣传而不愿承认自己是华裔。因此这些华裔新生代矛盾的态度渗透到对中国形象的“他塑”过程中，也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

（三）东盟国家“他塑”研究的重要性

许多学者，包括各高校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的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已经认识到了东盟国家“他塑”视野下中国形象研究的意义，开始通过搜集媒体信息或开展调查研究。但从现有成果看，大多数资料信息源于各国传统主流媒体，特别是华文报刊，这些资料样本具有一定局限性，并非“他塑”的全貌。

近年来，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自媒体（We Media）平台在互联网的沃土上蓬勃发展，其传播的信息已成为人们浏览互联网的重要内容，其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平民化和普泛化等特征对传统主流媒体形成巨大冲击，其内容的随意性、非官方性以及传播的交互性，使得社交媒体中的观点更容易被网民所接受并参与传播。因此，研究东盟各国社交媒体对中国形象的“他塑”情况，对构建中国有效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只有结合“他塑”的现实问题，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将“合塑”的真实形象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对外传播，才能够及时纠正“他塑”认知误读，有效阻止不合理评价的蔓延。